摘要
近日，加拿大 OSFI 发布了 2026 年流动性充足要求新规，这一决定与当前市场普遍的“降息宽松”预期形成了鲜明冲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澳洲央行最新加息动态及 2025 年末爆发的次级车贷危机等多重因素，深度拆解了 2026 年全球流动性面临的几重考验：
政策宽松预期落空下行为性流动性缺口导致市场震荡
非传统金融工具和私募信贷领域的持续承压
宏观因素进一步催生并积聚市场压力
去美元化进程的反复和全球货币缺位带来的动荡
政策宽松预期落空下行为性流动性缺口导致市场震荡
非传统金融工具和私募信贷领域的持续承压
宏观因素进一步催生并积聚市场压力
去美元化进程的反复和全球货币缺位带来的动荡
注：本文作者赵鑫倩，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金融服务管理局（FSRA）任职高级风险分析师，从业近10年，拥有 CFA 及 FRM 双证，并曾在《Pure Luxury》等杂志的签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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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大金融管理局OSFI发布了2026年有关流动性充足要求的指引，决定对多项金融产品采用更为细分和保守的处理。这似乎与总体趋向利率宽松的宏观预期有所冲突。同时，加拿大央行、美联储在一月份的利率决议中双双决定保持利率不变。更值得关注的是，澳洲央行2026年的首次议息决议在基于“本国和全球的经济状况”下，宣布加息25个基点。此前公布的澳洲12月通胀为3.8%，大幅高于央行所设定的2%-3%的区间。
各国的央行和监管机构开始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应对潜在的经济不确定性，政策上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可能落空。另外，尽管多国利率政策已相继调整或进入平台期，但数量维度的流动性收缩才刚刚进入深水区。监管机构对‘稳定资金’的重新定义，实际上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内开启了一场‘非典型加息’。2026年流动性的主导力量可能更多转向市场层面的结构性流动性缓冲措施。本文将结合OSFI 2026年政策变化来分析：基于这种宏观预期，国际市场可能需要关注的流动性风险点。
政策宽松预期落空下行为性流动性缺口导致市场震荡
各国议息会议多次提到的“经济预测的不确定性上升”，揭示央行和监管机构对目前市场脆弱的繁荣的多重担忧。考虑到股市估值高企带来的潜在脆弱性；经济数据分化缺乏明显的方向性指引；美联储主席即将换届导致货币政策的情况不明；日本央行可能的利率决议对市场流动性影响等多重压力因素共同影响，利率进一步大幅下行或融资条件出现显著宽松的可能受限。因此模拟压力环境下投资者可能出现的恐慌性抛售进而引发流动性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在新规中，OSFI对存款和融资产品做了更细节的划分，意图反映压力之下资金的真实行为，使得假设的资金流出率更能接近其实际的稳定性。调整模型假设，使其能反映压力状态下的资金的真实流向，做到对潜在的风险有的放矢对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维持市场有序运作至关重要。
非传统金融工具和私募信贷领域的持续承压
流动性风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信用环境、市场风险等因素都会作用于流动性，并反过来被流动性所影响。局部领域出现的压力可能会波及更广泛的市场。当前市场中的一些信用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的风险敞口蕴含隐形的流动性危机。
此前在利率上行与经济环境走弱的双重压力下，该领域已然高度承压。例如2025年9月的次级车辆贷款机构破产事件直接引发了市场对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汽车信贷市场健康状况的广泛担忧。涉事机构所发行的汽车资产抵押证券（ABS）深度参与美国的信贷市场，与多家大型机构存在复杂的资金结构和风险联结。
该事件促使监管部门重新评估这个领域的高风险放贷模式和风险敞口。当市场震荡时，原本作为稳定资金的结构性产品可能因触发条件（违约，清偿等）而发生大规模赎回从而导致对冲失灵。OSFI的新规对此类结构化产品和其他新型信用工具的处理做了更详细的解释和澄清，保证了这些复杂产品基于其特征能够被充分的纳入短期流动性指标的计算，进行更合理的风险加权。
投资者应着重关注该类别产品的风险溢价。由于此类资产对流动性甚至资本金要求升高，已发行的产品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可能会面临下行压力，同时金融机构新发行的同类产品可能会通过降低利息来覆盖更高的流动性成本。
宏观因素进一步催生并积聚市场压力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技术上深刻变革、地缘上解体重构、贸易上全球联动向区域化转变、能源上产业结构洗牌重组的关键节点。每个层面的变革结果都会对全球各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AI和自动化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已然深刻植根经济的各个层面，对各个行业或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或带来强劲的供给需求。也因此造成经济数据的矛盾甚至两极化趋势：各行业之间流动性的需求出现了显著的分化，极大的增加了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
以美国为中心的后冷战全球秩序正在重构。中美战略竞争主导全球贸易、科技与安全政策走向。同时欧洲受其经济困境的制约影响力下降，中等强国（如南亚、海湾国家、东南亚国家）受益于供应链重构和区域化进程影响力上升。新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地区冲突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强烈冲击。全球经济自由贸易共生共长阶段终结，结构性增速将放缓。资本流动已经不单纯取决于回报率，地缘政治因素的驱动效应更加显著。现存的融资渠道尤其是跨境流动性的传导可能会被影响，因此跨境经营的金融机构或者长期依赖国际融资渠道的主体或承压。待重构完成后，区域性集团内部一体化将在多个领域全方位形成新的协同效应。
在地缘政治的国际竞争态势的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效率下降；加上关税武器化对物价产生的直接冲击，反向作用于已然脆弱的供应链，使得控制通胀、完成经济目标变得难以预测。但同时，现存生态韧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稳定供应，为新秩序的建立争取了时间。
正是基于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不确定性，OSFI在新规中强调了在多重宏观压力之下监管判断必要性，允许监管机构自由裁量和即时评估市场压力情景，并作出立时响应和干预。
去美元化进程的反复和全球货币缺位带来的动荡
在当前的全球贸易中，美元虽然仍处在主导地位，但其结构性的变化已不可逆：美元唯一性正在逐步丧失，多重替代选项涌现。
根据IMF公布的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持续下降，已从 2000 年约 70% 下降至2025 年约57%，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黄金也迎来了结构性的系统增持：2022年以来，在美国与欧盟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事件驱动下，市场对“美元资产的政治条件性”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因此黄金正在承接因此造成的美元的信任流失。
同样对俄罗斯的制裁催生了能源、原材料与物流贸易的双货币体系，中国的 CIPS 与俄罗斯的SPFS 作为SWIFT 的部分替代方案投入使用，在实际操作层面几乎完全弃用美元结算。金砖各国作为系统重要性商品出口国建立了基础设施层面的替代性支付渠道，以构建能够对抗制裁的支付体系。原油贸易中美元的排他性也有所松动，正因如此部分催化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
目前，世界货币体系中并不存在能够单一替代美元的继任者，但通过多重货币结构来分别接替部分美元职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多货币储备体系搭配黄金作为政治中立储备资产、区域化范围通过其他货币（如人民币等）承担部分结算职能，并逐步搭建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将形成新的多极化体系。
对美元的信任正在从过去唯一的默认的选项过渡为之一和有条件的信任。这个过渡过程必将伴随着拉扯和动荡：美元地位受到威胁可能引发局势动荡，作为部分替代职能的贵金属会有潜在的价格波动，备选之一的人民币的存在资本管制和透明度局限性，数字货币的技术限制和安全性挑战等因素都可能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冲击。美元主导地位的松动，本质上是在重构全球跨境贸易的流动性清算路径。美元部分缺位会跨境结算路径变长或变复杂。金融机构在计算 流动性覆盖率（LCR） 时，将必须为“结算中的资金”预留更高的风险缓冲，从而直接压缩了可用于市场的流动性。
2026 年并非市场所期待的‘单边宽松年’。OSFI 的未雨绸缪和各国央行的谨慎态度提醒我们：流动性管理正在从“政策导向”变为“结构依赖”，由“单纯看量”转向“深度看质”。在多重市场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韧性不再单纯取决于其资产规模，而取决于其在极端压力场景下捕捉“粘性资金”的能力。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这一层面的流动性底色，或许是规避下一场潜在‘震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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